2012年6月20日，原江西于都县委书记胡健勇，因贪污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县委书记作为县里权力最大的第一NB人物，有关的传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令人震惊的是，胡健勇最初进入纪委的视野，并非因为他贪污受贿1700多万元，而起因是胡健勇亲手导演了一个中国基层官场罕见的故事―诽谤自己的上级市委书记。应该说，胡健勇落马罪有应得，但案件背后隐藏着的官场玄机，更值得有关方面重视与反思。

晋升，距离决定高度和速度？

按照官方的说法，官员晋升取决于能力素质、工作业绩、学识经历等因素，概括起来就是“德才兼备”。可无数的事实反复证明，官员晋升的高度和速度，主要取决于“距离”，一是直线距离。秘书是官员身边最近的人，通常被认为是“潜力股”，这一点应该无需更多的验证。秘书出身的胡健勇35岁就到了正县级，并很快被下派到兴国县任县长，后又调任于都县委书记，成为名副其实的“一把手”，是直线距离近而直接的受益者。

二是感情距离。工作决定感情，这是官场上通常的说法，但事实证明这是一句谎言。官员离不开能干、会干的拉磨的“驴”，工作感情只局限于表面，远没有行贿建立起来的感情直接而深厚。胡健勇在职期间提拔了多少人，目前官方还没有透露，但有消息称，仅于都县就多达170多人向胡健勇行贿，而案中涉及其任职过的三个县的干部则达数百名。这说明一个道理，只有给胡健勇送钱，就能建立深厚的感情，就能为行贿者办事。

三是圈子距离。圈子是个很神秘的东西，外人莫知。在胡健勇案中可以看到的事实是，胡健勇将自己的司机李小华提拔为县政府办副主任，还将李小华的妻侄刘鹏提拔为县应急办副主任。后来，胡健勇在换届选举中诽谤市委书记时，指使李小华、刘鹏等人捏造虚假信息，通过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匿名书信、知名网站发帖等方式造谣污蔑。这也说明，胡健勇之所以提拔李小华、刘鹏，因为他们是胡健勇圈子里绝对可靠而又信任的人。

收入，官位决定口袋里银子多少？

官员家庭收入有多少？因财产一直不肯公开，这是个机密，但从媒体报道中提到一个细节中，或可以猜测出一二。赣州市检察院指控称，1992年到2012年3月的20年间，胡健勇与妻子拥有的财产达到2474万余元，20年间夫妻俩的支出不足50万元。其中，合法收入为393万元。虽然只有略略几个字，但通过两个方面的分析可知，所谓的副部级官员买不起房，是多么的忽悠，多么的无聊。

其一，胡健勇的家庭收入。按照20年间收入393万元计算，胡健勇夫妻俩人年均收入约10万元，即月人均收入超过8000元。值得注意的是，江西省在比上年增幅17.1%的基础上，2011年月平均工资为2838元，年平均工资为3.4万。也就是说，胡健勇夫妻俩的人均工资是江西平均工资水平的3倍。有意思的是，当地官方还认为，这样的收入完全是“合法”。前民政部慈善司长王振耀在辞官后，在谈及工资收入时曾称，他每月收入不到一万元。且不说于都是革命老区，又有多少县委书记月工资可达到8000元呢？

其二，胡健勇的家庭开支。“20年间夫妻俩的支出不足50万元”，换句话说，胡健勇每月的家庭开支仅2000元。据说，胡健勇是顾家而又孝顺孩子，走到哪都带着父母和老婆孩子。也就是说，5口之家人均每月只有500元的生活费，其生活水平大概在贫困线以下。但是，胡健勇的家庭生活确是如此吗？答案只有一个，不可能。这说明一个情况，官员级别到一定的高度，其家庭生活基本属于供给制，相当于共产主义社会。对于他们来讲，只要还在官员的高位上，钱基本上就是数字，已经没有多大的实质意义。

行贿，不是每一个都受到处理？

2000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行贿罪立案标准”中规定，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具备两种情况应予立案，一是，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二是，行贿数额不满一万元，但向“向党政领导、司法工作人员、行政执法人员行贿的”，也应予立案。曾兵虽不是法律界人士，但从字面的理解中不难看出，不管数额多大，只要是向县委书记行贿，就应该符合“行贿罪”的要件，就应该按照“行贿罪”进行立案。但从胡健勇案中看，并不是每一个行贿人都会受到处理。

据媒体报道称，胡健勇记忆力惊人，交代出曾向他送过财物的各类人员，仅于都县就多达170多人。有知情人透露，胡健勇案中的行贿问题，保守估计大概涉及其任职过的三个县的数百名干部。不过，赣州市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中仅指控了约50名行贿者。除李小华县政府办副主任、刘鹏县应急办副主任的职务，原于都县财政局局长因行贿胡健勇约50万元被双规，原交通局局长在胡案发前因其他问题被查处外，另有6名被查证行贿的官员，尚待追究责任。至于其他数百名干部的行贿问题，至今也没有提及。

反腐，为什么总是让人感觉很意外？

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是，情人、小偷、微博、论坛反腐频频奏效，网友将其戏称为反腐“新四军”。这虽然是对目前反腐总是很意外的一种讥讽，但也说明，反腐的力度强度在加大，假如没有正规军的及时界入，也就不出涌现出“新四军”了。而县委书记胡健勇落马令人震惊的是，引起纪委关注并展开调查，并非因为他贪污受贿1700多万元，而起因是胡健勇亲手导演了一个中国基层官场罕见的故事―诽谤自己的上级市委书记。曾兵在想，假如胡健勇不诽谤上级，胡健勇还是贪官吗？

如果说胡健勇因诽谤上级落马显得很意外，更让人意外的还是江西省纪委、组织部在通报中的说法。通报中称：胡健勇因自己没有被列为换届拟提任副厅级干部人选，对他人和组织产生不满，采取造谣诬蔑的手段来发泄私愤和报复有关领导同志，损害了党委、政府和有关领导同志的形象，是党性严重不纯、私欲恶性膨胀、世界观和荣辱观嫉妒扭曲的反映。曾兵不明白的是，这样一个“党性严重不纯、私欲恶性膨胀、世界观和荣辱观嫉妒扭曲”的人，怎么主政了近十年？

较量，小鱼不可能吃掉大鱼？

胡健勇的落马，或许有两个方面的解读。首先，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法院审理查明，胡健勇在先后担任赣州市委副秘书长、兴国县县长、定南县委书记、于都县委书记期间，腐败行为就一直没有收手。奇怪的是，他长期腐败不但毫发无损，还步步高升，腐败的胆量必然与日俱增。这可以看出，制度是多么的缺失和乏力。假如没有诽谤上司事件发生，或许胡健勇还照样当着他的县委书记，还依然可以贪腐下去。

其次，为何市委书记发怒就管用？所谓市委书记发怒，只是曾兵的个人猜测。从以往的反腐败案例看，下级举报上级官员基本不起作用，只有当高层重视时才会有一定的效果。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落马前屡屡被被人举报，可他主政河北长达13年。同样，原杭州市副市长“许三多”、南昌“明星官员”汤成奇等一批腐败官员，哪个不是在举报中上升？各地为何等到事闹大了，等到诽谤“一把手”时才引起重视，才真正的深入调查？或许，这再一次验证了生物链的一般规律：大鱼吃小鱼。

手段，一击就要致人于死地？

是谁扳倒了胡健勇？当时媒体报道称，此案由江西省纪委调查。胡健勇诽谤市委书记事发后，江西省纪委很快介入查处，免掉胡健勇县委书记职务后，又查出他还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并最终调查出受贿1700多万的事实。《南方周末》记者在调查时是看到另外一个景象：2012年6月29日，于都方面有官员称，胡健勇案是由赣州的专案组办的，于都县委对当地干部行贿胡健勇的情况不清楚。胡健勇案由赣州纪委承办，结果只有两个可能，要莫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要莫是一棒子打死。从现实情况来看，赣州方面选择了后者。而这一切的背后，肯定是来自于主要官员的态度。

从以过往的经验看，路线斗争、工作失误一般不能致官员于死地，大多可能复出，大都可以东山再起。从媒体报道来看，换届选举期间，不够淡定的官员不少，但真正能查出受贿，抓出腐败分子的还不多见。胡健勇案由诽谤到破坏换届选举，再到受贿1700多万元，可以感受到上层的决心。有报道称，2011年7月17日，胡健勇被从住所内带走时，胡健勇穿的是短裤和背心。7月的江西应该是个大热天，穿着短裤和背心很正常。胡健勇应该预料到等待他是将是什么，可县委书记为何不穿戴整齐呢？据说，在赣州官场还有个公开的秘密，胡健勇对当时的市委书记不满。

质疑，何来诽谤上司的底气？

据称，胡健勇编造的谣言内容主要是攻击时任市委书记用人不公，范围除胡健勇曾经任职的两个县外，涉及赣州下辖19个县市区的17个县。胡健勇当过秘书，为官从政20多年，他理应知道江湖险恶，理应掌握着官场诸多内幕。曾兵在想，胡健勇等人发布的消息都是谣言吗？假如没有一些真凭实据，假如没有一些风吹草动，胡健勇有这个胆量和底气吗？有关方面在对胡健勇处理同时，是否也深入调查那些谣言呢？从有关方面调查及法院判决来看，仅涉及受贿而对诽谤罪避而不谈，这是否印证了坊间传闻：诽谤上级领导，后果很严重。

贪官胡健勇因诽谤而落马，不啻于一个美丽的意外。其实，官场总是有许多意外而又神秘的东西。曾兵有一哥们参加官员竞争上岗，以笔试、面试、群众评议总成绩第一名列入组织考察，但结果却名落孙山。领导找其谈话时说，这是组织对他的考验，希望他能正确对待，以后还有很多机会。后来，这哥们意志消沉，工作没有了以往的干劲。领导在一次公开场合不点名的讲，某某同志不能正确面对挫折，经受不住组织的考验，说明当初组织的选择是正确的。总之，领导的嘴大，总是有理，总是对的。只要坚持这一条，就应该不会发生意外。

非常有意思的是，赣州方面为达到警示教育的效果，在庭审胡健勇案时，赣州下辖的19县市的书记、县长被要求到场旁听。从面子上讲，这是赣州方面举案说法，对县级主政官员进行现实廉政教育。而从里子上说，是否有尊重上级领导、服从上级安排、不得肆意诽谤之意呢？如果是这样，所谓的警示，就隐藏着面子与里子两面性。曾兵以为，这个案件有比县委书记腐败和诽谤更值得深思问题，只是，会有人深思吗？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