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1901～1980）天津人，《大公报》第二代总编辑，自称“彻头彻尾的新闻人”。同时，著有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被称为有影响的日本问题研究家。

8月6日下午，记者到王芸生之子王芝琛家中拜访。客厅墙上挂着赵朴初的手迹，那是他为老友作的挽诗，其中有“人海燃犀尝烛鬼，论坛主笔仰扶轮”两句。

在王芝琛的回忆中，父亲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场“燃犀”之光，却并非为了“烛鬼”。那火光映照出了父亲的悲剧。

那是“文革”中的一团火，不大，只在王家的卫生间里。王芸生烧掉了自己40余年从未间断的日记，足足有好几大箱。“汗和泪都有，滴在日记本上。然后是大滴大滴的鼻血，不停地淌下来。”王芝琛回忆说。

有关方面让王芸生写1949年前《大公报》的历史，遭王婉拒。后来来人透露“这是毛主席的意思”。王芸生违心写下长篇回忆录《1926年到1949年的旧大公报》。王芝琛说：“后来我看了，简直是心惊肉跳，那就是往他自己和大公报头上扣屎盆子啊，一盆一盆的！”有知情人士告诉过王芝琛，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曾私下指示：不把《大公报》批倒批臭，无产阶级新闻观就立不起来。

王芸生晚年极为悔恨自己参加了那场对《大公报》的“围剿”，尤其涉及对前任总编辑张季鸾的评价。他说：“对季鸾，于师于兄于友，我愧对他了。”在他弥留之际，手里拿着一张白纸，嘴里喃喃地说，“寄给他，寄给他，我的白卷……”

这个在生命尽头认定自己留下“白卷”的人，曾用他手里那支“仰扶轮”之笔，影响过中国整整一个时代。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要求在租界里出版的《大公报》送检。《大公报》拒绝，于限期前一天，断然停刊。在停刊号上，王芸生撰写社评《不投降论》：“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1941年12月，王芸生发表《拥护修明政治案》社评，披露香港沦陷之际，“逃难的飞机竟装来箱笼、老妈与洋狗”的丑闻，还揭开了外交部长郭泰祺国难当头竟以巨额公款购置私人的黑幕。他指出：“我们舆论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职”。此文一出，当天就罢免了郭泰祺。而孔二小姐的丑闻则引发了、遵义等地大学生反对孔祥熙的学潮。

当时，国民政府的大小官员都知道，蒋委员长每日必读《大公报》，办公室、客厅和卫生间各放一份，以备随时翻阅。因此，许多军政要员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总希望在《大公报》上露露脸，不少要员甚至亲自带上红包登门拜访总编辑王芸生，但无一例外遭到严词拒绝。戴笠派人送的重礼，甚至被扔出了家门。

王芸生曾说过：“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

在国、共两党的夹缝中，他始终坚持独立的民间立场，不仅不断地批评当政的国民党，也没有放弃对共产党的批评。1945年11月，他发表《质中共》社评，呼吁和平，《新华日报》第二天就发表《与大公报论国是》的社论，进行严厉驳斥；次年4月，他又发表《可耻的长春之战》社评，《新华日报》则针锋相对，于两日后发表《可耻的大公报社论》，予以反驳。

据王芝琛介绍，在1948年王芸生应毛泽东之邀赴解放区之前，曾专门请人找来《解放日报》，翻看了其中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文。当时他说：“这就要挨枪子儿啊，那我过去岂不是要挨800个枪子儿？”

上世纪40年代曾有人这样评价：“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所传诵。他立言的长处是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一般人民所要说的话。”事实上，这也正是《大公报》的理念之所系。

其实，给予《大公报》最高评价者，恰恰是解放前的毛泽东。1945年，毛泽东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举世瞩目的和平谈判。期间，他曾两次约见王芸生，单独交谈甚久。后来大公报馆回请毛泽东，宴会后，毛泽东当场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