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元月，香港《南华早报》突然发表一篇来自大陆的新闻，其文称：一九六三年冬，国共两党的高层领导人，曾经在中国南海的某一个岛屿上，进行过一次绝对秘密的高级会晤，还点出参加这次秘密会晤的中共领导人就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随行人员共有两位，一为当时的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与蒋氏父子均有历史渊源的前国民党将领张治中先生；另一位则是国务院对台办公室主任罗青长。国民党方面参与的是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中的一位或者两位。
    接着，香港的另一杂志《开放》同年4月号上，也发表了一篇署名为“文诗碧”的专稿，题为《周恩来确在南海某岛秘密会晤蒋经国》。该文不但证实周恩来确有南海之行，而且点出了国民党参加会晤的人员并不是蒋介石，也不是另一国民党元老陈诚，而是蒋介石儿子，时任台湾国民党“政务委员”、台“国防部政战部副主任”的蒋经国。

    据该文介绍说，这一重要信息是国共双方的核心机密。“文诗碧”表示此稿系得到大陆相关知情者的证实以后才发表的。从获取新闻来源到大量的调查考证，“文诗碧”其间至少花费了半年左右的时间，而且“文诗碧”的文章首次点明与周恩来秘密会晤的国民党人士是蒋经国；又说明会晤地点是在南海东沙群岛上的东沙岛；第三，文章里第一次提供消息的来源人是北京的“军方人士”彭绪一。

    鉴于“文诗碧”文章中的上述三点，她所证实的周恩来南海会晤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历史事件，无疑具有很高的可信性。

    关于周恩来是否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由罗青长陪同，在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中将的护卫下，从广州启程前往南海与国民党主要领导人进行政治对话的史实，一九九七年冬终于得到了进一步印证。

    是年冬，北京改革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最可爱的人》，这是一本专为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所编的纪念文集。就在这部纪念文集中，有一篇特别令人注目的文章，题目是《他曾为周总理护航——回忆吴瑞林同志二三事》。此文约有五千余字，作者就是罗青长。

    罗青长在这篇文章中承认香港传媒所报道的事实是真实的。他写道：“一九九五年春节，我去吴瑞林家中探望他，老战友见面，分外高兴，促膝长谈，一起回忆当年一起工作与战斗的情景……六三年十二月初，周恩来总理与张治中副委员长到广东省边境，与两位能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的人进行秘密会晤，我当时任中央对台办主任，参与了此次鲜为人知的活动……”

罗青长的话言简意赅，三言两语就说明了这桩纷传多时的重大事件确有其事。同时也为国共两党高层人士在当年南海举行秘密会晤提供了权威的佐证。

在谈到周恩来赴南海的起因时，罗青长这样说：“为了保卫总理的安全，并使会晤不被干扰，我奉命去找当时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南海舰队司令员的吴瑞林同志，向他传达并说明了此行的重要性及保密要求，他当即表示，对中央赋予的使命坚决执行，并立即部署。”
     在谈到周恩来秘密来到广东以后的情况时，罗青长说：“会晤前夕，周总理、张治中副委员长顺访了广东省的一些地方，在参观了黄埔军校旧址后，来到了黄埔港，并由吴瑞林陪同，检阅了南海舰队部分官兵。随后，周总理、张治中副委员长登上了海军的一艘护卫舰，开始了秘密的航行……在从广州到边境的预定会晤地点，海上要有一天多的行程。为了照顾好周总理的休息，吴瑞林同志令护卫舰低速行驶，使发动机噪音减小到最低程度。恰好当天夜晚，海面上风平浪静。第二天到达目的地后，周总理精神百倍地对大家说：‘这晚上是几年来睡得最安稳的一夜。’登岸后，周总理还向全舰官兵亲切致谢……”
     由此可以了解到如下几件事情。第一，周总理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初，确由张治中和罗青长两人亲自陪同前往广东省边境；第二，确由时任南海舰队司令员的吴瑞林中将亲自带领护卫舰前往“预定会晤地点”；第三，海上的行程至少在一夜时间以上，而且罗青长在文章中还提供了周恩来在夜航中安稳睡了一夜等情节，由此观之，所有一切完全是真实而具体的史实。
     罗青长在陪同周恩来到达那个始终不肯说明的“预定会晤地点”后，他又这样写道：“在周总理此次重要的秘密边境会晤的几天里，吴瑞林同志又亲自带领三艘军舰，在附近的海域里进行了小分队军事演习，以掩护会晤的顺利进行，也确保了周总理一行的安全。”
    从罗青长的上述回忆中，不难看出周恩来与国民党高层人士在某岛屿上的秘密会晤，确如此前香港传媒上所分析的那样，会晤时间确是“几天”(彭绪一认为是四天，香港传媒则分析为三天，而罗青长始终不肯说明具体时间，只说明是“几天”)。

此外，在罗青长的文章中，仍然没有涉及和提到周恩来会晤国民党方面人士究竟何人，也没有谈具体细节。他仅仅承认“与两位能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的人”进行了秘密会晤。至于这两个人究竟是谁，事隔３０多年之后，罗青长仍不愿意公开。由此可见，这次会晤的秘密程度就显而易见了。
     当然，关于周恩来此行和国民党人士会晤的内容，在罗青长这篇文章中也只字未提。不过，罗青长在文章中这样说：“三十一年后的九五年春节，我与吴瑞林同志见面时，又谈起了这段历史。我向他说明这次会晤沟通了当时的台湾当局(蒋介石、陈诚、蒋经国)与大陆，在都主张一个中国的问题上，事实上达成了默契，使国共两党有了一定基础的共识。
     “当时由于高度的保密，中央未对吴瑞林同志说明此行的详情。在我们回顾完这段历史后，瑞林同志很欣慰地说，他这才知道六三年十二月的护航，使他有幸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使命。这件事不但有历史意义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很感激党中央、周总理当年对他的高度信任。”
     周恩来在南海某岛屿与国民党人士的会晤，在事过几十年以后仍然还有许多待释之谜。一九九二年罗青长退休，多年来他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其间虽有多人前去访问，可是罗青长始终守口如瓶。只在吴瑞林病逝后所写的一篇文章中，首次证实了他与周恩来、张治中前往南海，与国民党的两个可以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的人进行秘密会晤的史实。但是，这次国共高层会晤所商谈的问题，多年后国共两党的任何一方始终没有透露。

周恩来与当时可以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的“两个人”，在南海某岛举行的几天会晤，在当时具有相当的保密性。对于南海的国共高层会晤内容，彭绪一在死前曾经说过，“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当时达成了共识和默契，后来由于大陆的‘文革’影响，使共识和默契没能实现。”

顺便强调的是，当事人罗青长在事隔三十余年后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也明确指出周恩来在南海与国民党人士进行的会晤，“沟通了当时的台湾当局(蒋介石、陈诚、蒋经国)与大陆，都在主张只有一个中国的问题上，达到了默契，使国共两党有了一定基础的共识。”

由此观之，周恩来南海之行仍然是富有建设性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