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大学校训的由来及其演变
杨 铭 吴 竞
 近来，我们从报刊上读到一些文章，谈及东吴大学校门背面的中文校训由谁所书问题。或称源出于中山先生手书对联，或说是武进唐驼书写的字迹。我们认为恐不确，为此而写了这篇小文，说说东吴大学校训的由来及演变，并谈谈我们的看法。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起，美国监理公会在苏州曾先后办过博习书院、宫巷书院等教育机构，为东吴大学的创办准备了条件。直至１９０１年３月，监理公会将宫巷书院迁至天赐庄博习书院旧址， 正式办起了一所名为东吴大学的教会大学。按监理公会的说法是“在苏州的教育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东吴大学建立后，有过两个校训，先是英文校训，将近三十年后才有了为人说道的中文校训。
东吴建立前夕，由美国人组成的七人校董事会，推举传教士孙乐文（Ｄ．Ｌ．Ａｎｄｅｒｓｏｎ）为校长。孙虽在宫巷书院积累了五年办学经验，但对如何办好大学，胸中尚无成竹。他就与另一个传教士文乃史Ｗ．Ｂ．Ｎａｎｃｅ一起，专程赴沪向圣约翰书院校长卜舫济Ｆ．Ｌ．Ｈａｗｋｓ Ｐｏｔｔ求教，期望卜“能对新建的学校提供一些令人满意的借鉴”。卜舫济，美国圣公会牧师，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和高级神学院学习。圣约翰书院，１８７９年由美国基督教圣公会设立于上海梵皇渡。１８８６年卜舫济来沪，任圣约翰书院英文教师。二年后，他出任该院校长，同年，与华籍福建人、时任圣玛利亚女校校长的黄女士结婚。１８９２年，卜舫济筹款在圣约翰书院添设大学部，三年后有了首届大学毕业生三名，后正式更名为圣约翰大学。所以此时的卜舫济，已有办大学近十年的经验了。访问中，卜舫济介绍了“有关大学组织和教育政策方面”的内容，两人听得兴趣盎然，还不时频频点头。听毕，他们连夜返回苏州。当时苏沪之间的交通工具主要是坐船，但条件已有改善，在汽艇后面拖着一只大驳船，舱分一、二、三等，航程只要一个晚上了。孙乐文与文乃史躺在头等舱里，议论着白天访问卜舫济的心得。孙对文说：“我们应该铭记的基本原则有三，其中之一是‘我们的教育必须是基督教’的。使我们的学生有充分的机会去了解基督教信仰在整个生活中的要旨和意义。”所以东吴大学在开设的课程中，“圣道课程，占本校之最重部分”。还规定学生星期日要去教堂作礼拜等。稍后，他又从《圣经·新约》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中引“Ｕｎｔｏ ａ Ｆｕｌｌ Ｇｒｏｗｎ Ｍａｎ”（意为“为社会造就完美的人格”）作校训，“悬于校园大门口的上方”。这便是东吴英文校训的由来。以《圣经》中的话语作校训，对教会学校来讲是常有的。
光阴荏苒，岁月匆匆，眨眼间已到１９２６年，东吴大学已经创办二十五周年，文乃史也已成为东吴第三任美国人校长了。同年１２月底，东吴大学举行创建二十五周年校庆。庆祝相当隆重，校友宾客汇集。校园里布置得“鲜丽无比，五光十色，华灯异彩”，“林堂（即钟楼）外面布满了电灯”，热烈地庆祝了两天。还编辑出版二十五周年校庆专辑《回渊》，“追求东吴大学各发展阶段的足迹”，留给后人一本东吴校史的资料。这是东吴建校以来的第一次校庆活动。
就在东吴校庆的前后几个月内，国共合作后开展的北伐战争，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北伐军已相继占领湖北武汉三镇，还有江西、福建、浙江等省的省会，正在逼近苏州和苏州东面的上海、西边的南京了，工农运动高涨，上海工人进行总同盟罢工并发展到武装起义。且早在１９２６年１０月，大学院颁布《私立学校规程》，规定教会学校属私立学校之列，要接受“教育行政机关之监督及指导”，“不得以外国人为校长”。又公布《私立学校董事会设立规程》，规定“外国人不得为校董但有特别情形者，得酌量充任，惟本国人名额占多数 外国人不得为董事长”。东吴学生爱国热情高涨，掀起“收回教育权之运动”，“谋彻底收回教育权”，说此乃“属于国家之主权”。有鉴于此，逼于形势，在第一次校庆活动后未及三月，文乃史“预感到事态发展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便于１９２７年３月１日，辞去了校长职务。这样，结束了美国人长东吴校政的历史，暂由东吴第八届毕业生潘慎明代理校务。不久，东吴学生又发动“择师运动”，把“素来蛮横”与“教学效果欠佳”的四位美籍教师驱走。
７月，东吴大学组成以第五届毕业生、神学士江长川为会长的董事会，并议决根据私立学校立案规程向第四中山大学（即中央大学）呈请注册立案，组成以沈体兰、潘慎明为首的注册委员会。８月底，董事会通过由东吴大学第三届毕业生、留美获法学士、文学硕士的杨永清为东吴校长。时杨任北京外交部条约司佥事与秘书等职。１０月底，杨永清莅苏，受到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１２月初，杨正式就职。这是继广州岭南大学之后，第二位由华人长教会大学校政的人。正如东吴学生会所说：“十六年１９２７年春，本会曾本革命之精神，起而为收回教育权之运动，虽根本大计未获如愿以偿，然一切学校组织顿改旧观，而办理学校行政之西人，则尽行更易，更以吾校旧日毕业之同学。”
杨永清履任后，不能不对教会学校作相应的自我调适，走使东吴本土化、人间化、学术化的艰难历程。１９２８年，中央大学派专员来东吴调研。１９２９年春，杨先决定“自本年度起，东吴正式文凭，概用中文”。接着又增添中文校训，校政部通过决议说：“议决接受杨校长奉献本校之中文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这就是东吴中文校训的由来。杨校长“奉献”的中文校训是自撰的吗？不是的。据一位东吴校友对台北校友说：“当时学校向南京政府登记时，需要一个中文校训，所以找到了孙中山先生所写的‘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两句当中文校训，说明东吴的创校理念与精神。”但台北校友后来说：“这两句话并非中山先生所说的，因为（台北）中正纪念堂所保存的中山先生墨宝原迹上还有一句‘介石吾弟撰句嘱书’字样。”原来在１９２３年１月，蒋介石把自撰的这两句话，请孙中山先生挥毫书联，借中山先生在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来抬高吹捧自己。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蒋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件后，逐步控制了党政军大权，其亲信即将他的这两句话奉为至宝，蒋控区内的党政军等机关团体如励志社、庐山军官训练团等，都把它作为“社训”或“团训”，表示对蒋的忠诚。杨校长就是从励志社搬来这两句话作东吴中文校训的。励志社的总干事就是东吴毕业生。
１９２９年８月，东吴接获训令：“本年七月呈准立案。”１９４５年８月，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１２月初，东吴在苏州复校。明年，蒋去中山陵，见紫霞洞附近景色优美，认为是块风水宝地，想死后葬此，先建一亭为标志。亭成，蒋手书“正气亭”三字，还配以自撰的“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楹联。１９４８年，东吴大学重建校门，正面刻东吴校名，背面上端横刻“ＵＮＴＯ Ａ ＦＵＬＬＧＲＯＷＮ ＭＡＮ”英文校训。门柱上则竖刻“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中文校训。
新中国诞生后及在抗美援朝形势下，东吴师生爱国热情进一步高涨，１９５１级学生首先起来将英文校训抹掉。在抹掉英文校训的地方刻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字样，激励师生为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服务。１９５２年８月，在东吴旧址成立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大前身），又将东吴校名与中文校训用水泥封掉。直至１９９８年，苏大又打开了封泥，恢复旧貌，作为文物保留。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苏大校园内看到的原东吴校名与中文校训。
末了，让我们说说中文校训由谁所写的问题。我们认为它既非源出于孙中山先生手书对联字迹，也非武进唐驼所书字样。因为一是至今未见到中文校训由谁所写的东吴校史记录，故无过硬资料证明；二是东吴校友也没有上述说法的记述，可供参考与佐证三是从书法笔迹上分析，其中“正”、“今”两字与中山墨宝手迹和唐驼字迹都有明显的差别，其它字迹也有差异，故无法证实上述说法。因此，我们认为要弄清楚校门背后中文校训由谁所书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索。井蛙之见，尚祈教正。
（来源：苏州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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