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茶楼
| 作者：刘铁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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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虽排最后但饮茶之俗早在史前就有了，“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茶在当时只仅限于药用，如传说的“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即茶）而解”。而古人论茶时常曰：“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日常的饮茶之俗最早出现在江南。三国时，吴主孙皓每宴请群臣，必要大醉方休。其中有一宠臣名曰韦昭，不胜酒量，孙皓为了照顾他，密使他可用茶茗替代。东晋时，谢安每次造访陆纳，陆纳无所供办，就设茶果招待他。可见饮茶之风已在当时的上流社会盛行。后来由于禅宗之派竭力推崇，加上江南本来就盛产茶叶，北方的茶叶基本上是由江淮舟车相送的，故而饮茶之风在江南愈演愈烈。唐时，有一个叫伯熊的人，因好饮茶，故而成痴，遂患风气。至此，古人不得不承认：“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甚。”（《旧唐书·李珏传》）于是逐渐出现了专供人们饮茶的场所，亦是消闲之所，这就是茶楼。
茶楼，又称茶肆、茶坊、茶馆、茶室。可以追溯到在江南建立东晋王朝的元帝司马睿时，当时有一老姥每天早晨天不亮，就提一器茗，出售茶水于市中，市人竞买。应该说它是茶楼的最初原型——简单的移动茶铺。居无定所，流动性很大。比如南宋杭州的夜市上，大街有车担设浮铺点茶汤，哪里人多，它们就流动到哪里，是谓“以便游观之人”。即使到了清代，这种移动茶铺依旧存在，如扬州的“茶桌子”一说。而茶铺真正固定下来，成为茶楼、茶肆，并成为市人的休闲之所，应该是唐代的事情。“自邹齐沧隶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买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
到了宋代，饮茶得到皇帝和士人的提倡与推崇，大宋皇帝徽宗在《大观茶论》中曰饮茶可“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冲淡闲洁”“韵高致静”，欧阳修也有“羡君潇洒有余清”（《和梅公尝建茶》）诗句，茶有“和清”之用，使人平和清净。于是饮茶有了自身的文化内涵。江南，相对于“荒寒空千里”“河朔备艰辛”的北方而言，即使苍凉悲劲的秋风落叶也是缠绵微婉和有情致的。所以承载饮茶之所的茶楼在江南也变的精致和幽雅起来。南宋吴自牧的《梦梁录·茶肆》中曰：“插四时花，挂名人画……列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其上。”明代钱塘人洪楩曾依据古人笔记，在《清平山堂话本》中描绘了南宋茶楼摆设：“花瓶高缚，吊挂低垂。壁间名画，皆则唐朝吴道子丹青；瓯内新茶，尽点山居玉川子佳茗。风流上灶，盏中点出百般花；结棹佳人，柜上挑茶千钟韵。”综合两种记载，我们可以想像出当时茶楼的布局：四壁挂有名人字画，它们亦或是荒山竹舍，亦或是小桥流水，字句平淡、清幽。角落里摆放着花景，而且最好是菊花。菊者，有蕴高洁人格之意，茶亦有清淡之境，品茶赏菊与中秋赏月在江南是平分秋色的。旧时杭州，九、十月之交，五色洋菊齐开，花园匠们就用菊花扎缚成各式大小的盆景。出租于山上山下的茶肆摆设。花香伴着茶香有几分自然的野趣，洁净而又雅素。即使不喝茶，闲坐于此也能沉醉其中。在吴敬梓的笔下，南京开茶馆的盖宽是真正的高雅之士。原因不仅是此人淡泊名利，而最为重要的是他整日生活在诗、画、花中，他开的茶馆内更是摆有诗词书画以及四时鲜花。可见宋时的茶楼摆设到明清间依旧没有多大改变。而且从另一种角度也说明了茶楼是清幽典雅之境、高雅士人处身之地。
清代，江南茶楼内增设了分隔间的小茶室。如旧时苏州的吴苑深处茶楼，小茶室是以爱竹居、话雨楼等为名，室内雅洁无尘，来此茶客者皆分室列坐，各品各的茶。在这样的茶楼斗室内，古人一再提倡饮茶之人不要多，以客少为贵。“独啜曰神，二客为胜，三四曰趣。”三四好友品茶最适。正如徐渭所言：“茶宜精舍，云林，竹灶，幽人雅士……”坐看云卷云舒，闲品茶之清香，清风习习，韵味无穷。平淡的日常生活就在邀友品茶中变的有滋有味，心淡泊了，宁静了，烦恼与疲惫也会暂时忘掉。逃离了柴米油盐的琐碎纠缠、市井的喧哗烦乱、官场的勾心斗角，品到的只剩下几分休闲与愉悦，无不惬意闲适。
“城内著名茶寮，多有假山花木”，这是周振鹤在《苏州风俗·琐记》中的记述。茶楼周围的环境也是当时品茶之人最为重视的。苏州虎丘的茶坊正是由于多门临塘河，筑危楼杰阁。内妆点书画，外有湖光山色，逐人眉宇。而且木犀花开时，香满茶楼。所以尤令人流连不止。清顾禄在《桐桥倚棹录·虎丘茶坊》中就津津乐道于此淡雅幽闲之景。苏州小仓别墅茶楼就是以其外环境取胜。卉石错立，绿痕上窗，是一处很好的消夏场所，由此成为苏州颇有名气的茶楼。
江南茶楼又是以西湖茶室最为代表，“室”本身就有种意境，它可以是文人的书房画室、僧人的禅房斋室，内设茶具即可。这些茶室或隐于幽境山湖间，水雾萦绕；或倚山而立，翠竹环绕。开窗可览室外山水秀景，吐纳万物，心境自然开阔了许多。旧时杭州七月半，西湖之游，“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画舫之中的小室同样可以看作是西湖独特之茶室。于是人身处的不再是一小小茶室，而成了一片广阔自然。“一片风景就是一种心情”，平和、澹泊、宽容之心油然出之。古人饮茶，儒家讲究修德；道家品味清净中的闲适；佛家注重修性，直见明心。儒雅的江南茶楼茶室可以说集儒、道、佛于一身，使人超然物外、清心悦神，更得中国茶道“和”之精髓。
茶楼在文人雅士的体验下有了修身养性、怡情赋闲之功能。市井百姓历来有附庸风雅的惯例，就连茶楼里招待客人的伙计也被戏称为“茶博士”，坐茶馆自然更成了江南市井之人现世情趣的一种体验。在旧时苏州，有的一天之内跑茶馆好几次，泡一次茶后，如有事出门，茶博士不会收茶壶，只是暂放在一边，以待再至，三至，此曰“戤茶”。取得吃“戤茶”者也并非老茶客不可，仅出一壶之费，便作竟日消遣。饮茶时还要佐以水果、甜食、小菜之类的食品，如古镇江人饮茶，必佐以肴。肴是由猪豚制作的；扬州人饮茶，用干丝以佐饮，亦可充饥。乔吉杂剧《扬州梦》中有句唱词：“茶房内泛松风，香酥凤髓。” 香酥凤髓应该就是《扬州画舫录》中所指的在茶肆卖的酥儿烧饼的味道吧。边饮边吃，是饮酒的习惯，百姓拿来用于饮茶，可以说是饮茶之大忌。明末冯可宾在《岕茶笺》提出品茶七禁忌中有“五荤肴杂陈，即有腥膻之味，破坏茶道”。然百姓才不管这些，只要满足口腹之欲，称心高兴就好。这也是百姓的一种生活之道。难怪明代心学大师王艮曾说“百姓日用即为道”，混沌不清、抽象难懂的“道”却成了百姓对待生活的方式与态度。
茶楼同时还是市井之人的娱乐场所。文人讲究茶趣，最多三四人一起品茶。而市井之人全不顾这些，他们是众多茶客聚在一起，大声谈论或同听戏曲、唱书，找的就是一个乐子。“此类说书多在小茶肆中，一人立高台上，手执胡琴自说自唱自拉。所唱之书，大都珍珠塔玉蜻蜓等。”看听到动情处掉几滴眼泪以表同情，回家后更是回味无穷。渐渐的茶楼也承担了别的店铺所无法起到的功能，成为交流信息的场所，街闻巷语皆出此处。南宋奸臣秦桧的孙女丢失一爱猫，责令临安府查找，临安府捕头请人图百本猫像，在茶肆张之。由此可见当时茶肆交流信息的密度。同时行乐之处也少不了“茶”字称呼，如南宋杭州的“花茶坊”，楼上专著*，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本是暗娼妓院，有了“茶”字招牌却平添了几分雅意。
在北方，茶楼只是休闲之所。几张方桌，几条长凳是北方茶馆的常见摆设。如“京师茶馆，列长案，茶叶与水之资，需分计之”（徐珂《清稗类钞》）。它从没要求茶楼必须“精舍，云林，竹灶，幽人雅士”。旧时戏园子也可称为茶楼，在四川，茶楼却是交易场所。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记载：要买人的，只要到那茶馆里拣了个座，叫泡两碗茶：一碗自己喝，一碗摆在旁边，由他空着。那些人贩看见，就知道你要买人了。所以，与旧时其它地方的茶楼相比，江南茶楼除了保持休闲之外，更独特和注重的是它本身精致儒雅的氛围。不过，如今这种区别已然消失了。在江南与在北京喝茶，同样都能体验到古色古香氛围里的悠闲与自在，能给紧张忙碌的自己一个心灵上的放松。在物质文明冲击下的当代，也许只有在品茶中，古人饮茶之道内含的一切才能澄明清澈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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