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有一首诗《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因把“江南春色”的美好境界描绘的淋漓尽致，很有意境，而被辑入《唐宋诗举要》。

　　数百年后，明代翰林修编杨慎（升庵）在《升庵诗话》（卷八）里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省成都府新都县人。正德六年殿试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他“投荒多暇，书无所不览。明世记诵之博，著述之富，推为第一”。

　　杨慎的“十里”之说一提出，如一枚石子被投进平静的湖面，明代诗坛分成两派，一派坚持“千里”，一派坚持“十里”，各执己见，不分胜负。一直从明朝延续到清朝。

　　直到清人何文焕在《历代诗话考索》中说：“升庵谓‘千’应作‘十’，盖千里已听不着、看不见矣，何所云‘莺啼绿映红’耶?余谓：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此诗之意，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日《江南春》，诗家善立题者也。”“千里”之派渐渐占了上风。

　　喜欢替别人改诗者，王安石排得上前几名。钱钟书在《谈艺录》里评价他，说：“每逢他人佳句，必巧夺豪取，脱胎换骨，百计临摹，以为己有；或袭其句，或改其字，或反其意。集中作贼，唐宋大家无如公之明目张胆者”。但他在该南北朝梁代王籍的《入若耶溪》时，捅了个大漏子，至今遭人诟病。

　　入若耶溪

　　文/王籍

　　艅艎何泛泛，空水共悠悠。

　　阴霞生远岫，阳景逐回流。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

　　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

　　王安石把此诗在《钟山即事·北山》中改成：“涧水无声绕竹流，竹西花单弄春柔。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北山输绿涨横池，直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拿“一鸟不鸣山更幽”与原句“鸟鸣山更幽”一比较，便知其改动弄巧成拙，破坏了原诗以动衬静的艺术手法。所以，黄庭坚讽刺王安石是在“点金成铁”。

　　改人文章非易事。南宋诗人戴复古在《论诗十绝》有言：“草就篇章只等闲，作诗容易改诗难。玉经雕琢方成器，句要丰腴字要安”。清朝的袁枚亦说：“改诗难于作诗，何也？作诗，兴会所至，容易成篇；改诗，则兴会已过，大局已定，有一二字于心不安，千力万气，求易不得，竟有隔一两月，于无意中得之者”。由此可知，改诗确实比作诗还难，没有金钢钻，还是别揽那瓷器活的好，老实作自己的文章也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