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历来是官宦、缙绅和地主麕集的城市。有清一代开科一百十二场，苏州以才中科，出仕显要者绵绵不绝，为江南之冠。计有状元十七名，探花五名，进士五百九十七名，举人则不胜枚举。一些富商巨贾为了丢掉“商为末业”低人一等的地位，也甘心情愿献出银两，去买一个捐班官街，有了顶戴就俨然乡里绅士了。这些显贵虽然自以为高人一等，却与茶馆有不解之缘，并不鄙视这五方杂处、良莠毕集的茶馆。他们对茶馆很有感情，只要人在苏州，不仅闲时走走，有的还日必一至。这些人是茶客中的特权阶层，坐的是工农人民不敢进去的最好堂口，且有常年不变的固定坐位(堂官会用十分巧妙而又礼貌的办法使陌生茶客不会占用他们的固定坐位)，甚至还自备茶具，堂官每天给他们擦得洁白晶亮。茶馆里各个堂口的墙上，都高高贴着“莫谈国事”的警告条子。但这仅是茶馆老板防患于未然的手段，怕在茶馆里出了政治事件而株连自己。然而这种条子并不起到作用。一些在宦海沉浮的人，在茶馆里闲谈，也脱离不了国家大事。《孽海花》中写到清同治五年(1866年)玄妙观里“雅聚园”茶坊时说：“一天，有三个人在那里同坐在一个桌子喝茶。一个有须的老者姓潘名曾奇，号胜芝(真名潘遵秋。道光乙已翰林，诗讲衔编修。同治十二年任苏州酱业公所司董)。……一个中年长龙脸的姓钱，名端敏，号唐卿(真名汪柳门，同治乙丑翰林，工部左侍郎)。……下首坐着的是小圆脸，姓陆，名仁祥，号菶如(真名陆润庠。同治甲戌状元。是苏州的清朝末代状元，任东阁大学士，苏州苏纶纱厂的创始人)。”他们在谈论国事，为清王朝叫屈说：“……然而国运一代不如一代了……”接着写：“唐卿忽望着外边叫道：肇廷兄(真名顾肇熙。同治甲子举人，台湾道署布政使)！大家一齐看去，就见一个相貌很清瘦、体段很伶俐的人，眯缝着眼，一脚已跨进园来。后头还跟着个面如冠玉，眉长目秀的书生。菶如也就半抽身，伛着腰招呼书生道：怎么珏斋兄也来了(真名吴大徵。同治戌辰翰林，湖南巡抚)”。作者曾朴这段写实，证明苏蚶的一些政治上起着很大作用的显贵，都在茶馆进出，谈论国事。陆润庠在丁忧回籍的一段时间里，因为他家住在中市街崇真宫桥堍，所以常往德仙楼茶坊茶语，傍晚就去谭万太酒店独酌。由于这些人常把茶馆作为会晤之地，茶馆里就闪着影响苏州政事的火花。他们切磋某些决策，决定某些事件。这种情况恐怕是各地茶馆少有。例如北京天桥，她也是全国皆知的北京民众娱乐场所，也可以说相似我们苏州的玄妙观。旧时代那里也有不少著名茶馆。五斗居，福海居（又名*茶馆），“劈柴”陈等等。但是很少有文人雅士、达官显贵去蹓跶，当然更乏第一流的官场人物在此出现了。而大都是一些黑道霸头在此逞能作歹而已。苏州玄妙观里的茶馆，虽然一向是士众杂处，却是各行其道。士绅官员不从为忤，常在茶馆里徜徉、小坐。

苏州茶馆林立，营业兴盛，与苏州手工业的发达有关。苏州手工业的繁荣由来已久，特别在清乾隆一代，达于鼎盛时期；民国以前，占全国之冠，以后虽屡遭破坏，然而到民国仍旧品种繁多，行销各地，中外驰名。同治年间苏州仅丝织手工一业，就有织机九千余架，职工三万余人。清末民初的苏州市民，从事手工业者占着一个极大比重。

苏州各种手工业作坊工场，都有一个集中所在，各有地段。据记载清同治起，阊门西中市吴趋坊、汤家巷一带，是生产戏装与道具的刺绣业专门化地区。玉雕业在入清以后，从事玉器商业和琢玉手工业者”三数百”，商而工则三千余人，阊门内专诸巷，天库前、宝林寺前、王枢密巷、梵门桥弄、学士街等处均有琢玉作坊与镜片业。扇笺、扇骨制作业，最初在陆墓镇一带，以后逐渐迁入城中河沿街、桃花坞、东北街一带。牙雕、车木、木刻三业亦在该处。工农铁制用具和刀剪业，则在雍熙寺弄一带。红木雕刻、红木家具，自明清以来因工艺精细，用料多样(有楠木、花梨，紫檀、瘿木、进口老红木等等)，镶嵌精巧，式样多种，有的伤古宋元，有的西洋格局，明代家具是以苏州为制作中心，所以一直驰名全国。作坊都在范庄前、王天井巷、珠明寺前、护龙街一带。这样多的手工业的劳资双方，在工前工后，都到附近茶馆里小息。在历史上文字记载最详细的是丝织业。据县志记载，清乾隆至嘉庆间丝织工人分别工种和专业，黎明站在固定的桥堍(林立于花桥，广化寺桥、濂溪坊桥、白砚桥等地，名曰“立桥”)等待雇用，待到粥后，无人叫雇才纷纷散去。以后随着时代进展，茶馆渐兴。丝织工人不愿日受晨雾风霜之苦，再在露天待雇。而改在“城东茶肆”了。他们在茶馆里交换雇用信息，商量切身大事。至民国仍未改变。又在《中国近代手工业史料》中，关于1933—1936年各地手工业工人罢工的资料记载。1935年丝织业领机织户，在三月份各机户相互串连邀约，在“城东茶肆”中集议，机户共推韦跃明等八人为代表，与帐房交涉，发动罢工，在罢工斗争中申请要求组织工会。所以苏州茶馆是各帮工人在没有组织工会之前，长期地作为工人团结力量的集聚之所。工会产生以后仍然是各帮工人交换工作信息，待雇介绍就业，酝酿发动斗争妁重要场所。

凡是有手工业工人鹰集的茶馆，还有一项民间经济互助的活动。该时工人等劳动人民月入微薄，仅能勉强糊口，如逢家中有婚丧喜庆的大事，需要较多费用支出的时候，真是借贷无门，筹借困难。有一些人为了未雨绸缪，应付意外的支出起见而早早筹措。所以清末民初社会上盛行“合会”之举。又分为“摇会”、“认会”、“标会”等几种方式，需款者为发起人，名曰“会首”，以下有若干“会总”，即一人负责几人，成为一组。有五人的，有十人的，参加者均称“会脚”。一次合会者多则百人，少则数十人。立会时言明每人每月缴付会款几元。总额多者三、四百元，少者百元(该时一百元可购大米约二千斤)。“摇会”是头会由会首先收，以后每月在茶馆叙会一次，未曾收会的会脚大家摇一次骰子(六粒)，以点数最大者收会。每月如此，直到所有会脚都收回会款为止。很像现在银行的另存整取储蓄，所不同者，先收者获得趸款后，会款逐月付出，得利优厚，迟收者无利可图，只是逐月付出，趸数收回而已。所以凡有行帮集合的茶馆，下午常有此种摇会茶客，大大有助于营业收入。

由于“织作在东城，比户习织，专其业者不啻万家。”庚申战火全城受灾，仅城东较轻。因天国王府大都筑在城东一带，天国战败，王府都被清朝显贵豪富据为私宅。所以茶馆一业象观前街一样，首先在东隅发展。临顿路一带特别繁荣，几乎有数十武即设一社的盛况。自北迄南有富春楼、龙泉、壶中天、方园、群贤居、仝羽春、五龙园(后改名四海楼)、九如、顺兴园、锦阁、怡鸿馆等家；观前玄妙观里茶坊亦多。大型者有雅聚园(后改名品芳)、三万昌、玉露春(在雷祖殿隔壁，有一条夹弄直通大成坊巷，创于清末，北伐前闭歇)三家。玄妙观设立小菜场后，靠边又开了一家春苑。据说三万昌开设于咸丰年间。在正御道两旁则有第一蓬、第二蓬、第三蓬三家设备简陋的茶坊，他们都是在简易木棚下营业。三家始于何时无法考证。但是根据前人所记的玄妙观景象与各种活动，似有踪迹可寻。《清嘉录》中写的清道光十年(1830)玄妙观：“观内无市鬻之舍，支布幕为庐，晨集暮散……茶坊、酒肆及小食店，门市如云……”，说明该时观里的店摊都没有固定房屋。而清顺治起，中元节等官员必至玄妙观祝厘进香，以及天旱祈雨等括动。官员抵观后上殿拈香。据说衙役三班就散在御道两旁的茶馆里少憩，直至清末亦然如此。可见御道旁早有“支布幕为庐”的简陋茶坊了，也许这就是三个蓬的前身。仅是斗换星移，化布幕为木棚而已。按此来看三个蓬的历史，恐怕远远早在三家大型茶坊之前。观东一头有云露阁、汪瑞裕、茂苑等家。观西有蓬瀛、彩云楼。宫巷里有桂芳阁、小如意、聚来听(今城中饭店，原来是光裕社艺人集会处，下午作书场。后来光裕社自建会址。聚来听收歇，改业城中饭店，书场移吴苑深处)三家。北局里有清风明月楼，怡和园(民国后改为吴苑深处)二家。护龙街有哨云深处、聚园等家。东西中市有德仙楼、中和楼(后改名春和楼)，梅苑，大观楼、鸿春等家。一条皮市街也有隆畅、齐苑、同春苑等三家老牌茶坊。道养地区有胥苑深处、怡园、凤翔春、一乐天、云苑、渭苑、日升楼等家。胥门外有易安、万象春、明园，漱芳、易园等家。阊门外有辛园、大观园、和园、福安、长安、哨云天、龙园、玉楼春、亦园、南星阁等家。葑门城外有椿沁园、城内有凤苑。娄门外有湾园、升平楼．盘门外有春风得意楼、四海楼。全城中小型茶馆甚多，不及备述。

民国时代茶馆极少闭歌。有者或因拓宽街道，或因店屋转让等等，无法继续而停歇。抗战事发，全城瞬变为日寇统治之地。人民踉跄逃离，各店辍业。时隔不久，人民无力久离乡井，陆续返回家园，各业亦然相继复业。茶馆中品芳第一家开门。苏州成为伪省会所在地后，茶馆一业竟兴盛突出，不同内容的茶室如雨后春笋，有完全经营茶馆业务的，有营咖啡馆的，也有是舞场的。1941年8月恢复成立“茶馆书场业”同业公会(营咖啡馆等业务的，不参加这个公会)，负责唐汉良。以后茶馆业与水灶业发生营业纠葛。因为茶馆兼售热水，水灶亦有设座卖茶，双方相互指责妨碍营业，纷争不已。后经商会调解，两业于1943年12月合并成立“茶馆水灶业”同业公会。双方经营如旧，互不干扰。入会者全城叁百叁拾户。“负责人缪知义(三万昌老板)、吴钧里、顾子坤(水灶代表)。为便于各方联系，借牛角浜三十三号为会址。该时城内外很多茶馆，被投机倒卖者渗入，变成各种商品，金银的投机市场，畸形兴旺可谓空前绝后。

抗战胜利后，两业又分，各自成立公会。嗣后国民党巨量发行纸币，通货泛滥，物价暴涨。茶馆经营虽然除供应茶叶外并无商品，仅以劳务为主，但亦受到市面萧条、商店虚盈实亏，消费力急遽下降的影响，茶座稀落，书场声寂。至解放前夕都濒临捉襟见肘的处境了。今将曾有名人雪泥鸿爪与趣闻逸事的茶馆分志于下：

云露阁，位于观前街洙泗巷口(今中国银行)，清光绪后期开设，苏州老牌名茶馆之一。1923年因拓宽街道，房屋被观前商界闻人马宾笙挖去平设天祥绸布店而停业。茶馆门面不大，但是店屋极为进深。后进直通清洲观前，前面堂口陈设平常，供应附近居民茶叙。后进陈设风雅，四壁妆点名家手笔之书画，堪供雅人欣赏。茶座有方台与靠背，亦有坑床与矮几者。茶具都是景德镇名窑细瓷、六轮彩绘盖碗。到此品茗者大都是文人雅士。在辛亥前夕(1900—1901年间)，常去者有该时就聘于东吴学堂(即东吴大学前身)授传国学的章绛(太炎)、黄人(摩西)和吴梅(癯庵)等人。他们都是奇气纵横的民主革命者。三人常叙一桌，各执香茗谈笑风生。时而慷慨激昂，搔首呼天痛论满人误国，时而考订古文，酬诗论文推敲平仄。一日，太炎说：“我有苏州俗语的上联一条，谁能以俗语答出下联者，我愿酬焖肉大面一碗。”大家一听感到别致，兴趣盎然齐声促他快说。太炎曰上联是：“痴心女子负心汉。”大家听后搔首吟哦，难就难在必须以苏州俗语应对。思索有顷，吴梅拍手说：“有了！有了！”即随口念道：“搭脚娘姨瘪脚生。”大家不禁齐声赞道：“巧对！巧对！”太炎诺言当场兑现，即为吴梅叫来大肉面一碗。此种游戏三昧巧联妙语日常有之，亦是茶余的雅人雅趣。他们聚在一起至榜晚分手。吴梅善饮，就近至宫巷碧凤坊巷口老其昌酒店(此店仅一开间，却是清末的著名酒店，于宫巷拓宽时房屋被缩歇业。今是五金机电营业处)买醉。同伴都是“孜和”“钧天”等曲社的曲友。他们素以度曲为乐。经常边饮酒边拍曲，轻击手掌权作檀板，笛声悠扬，曲调曼吟，怡然自得。唱至得意处，举起酒杯浮一大白。旁座酒客对此却也感到有助酒兴，願聆雅乐。有时闹至深宵，酒店里早

已酒阑客散，上了寨板，有些曲友仍然觥筹交错，兴犹未尽，高歌不已。酒店因是老客，对此已是司空见惯，亦听之任之。往往人已酩酊，凳上坐不稳，就醉卧在酒桌之下，不管黄腔走板，犹在哼曲。酒保无奈，只能一手提着灯笼扶之送归。此亦昆曲界之韵事。

桂芳阁，原设在宫巷官桥堍(今苏州木器店。该茶馆于1929年房屋被乾泰祥绸布店挖去，转给大亨布店开业。桂芳阁搬至对面乾泰祥南隔壁，门面仅存狭狭隔弄一条，里面堂口倒还宽畅。苏州沦陷后改营“万利剧场”，专演沪剧，曾上演莎土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等戏。风靡一时，营业鼎盛)，二层楼，上下都有堂口；早市为掌勺者的茶会。午后楼上茶客大都是从事“知数”业的白蚂蚁(即专门代地主收租与买卖田地的人)。一些大小地主，亦经常来此商讨收租事宜，或田地买卖。常来者有沈挹芝、周禹言等有名地主。其中有一个日来小坐片刻，略问田业市面，匆匆即行的大地主潘经耜。他出身的花桥巷潘家，是苏州有名的大族地主。他早年活跃在北京，因为家有巨额田租可收，生活优哉游哉，不谋营生，捐了一个官衔，日夜官场中出入，夤得识些清朝的贝勒爷们(满清王公大臣的儿子)，形影不离，一起厮混。因此和清朝的官员有一丝交情。乡里族人都认为他混上了。辛亥革命胜利，清帝逊位，贝勒爷们失去了一位总靠山，财源顿绝，生活就日见紧迫。潘经耜眼看厮混活动已难继续，只好高唱归去来兮，回苏州老家当绅士了。凡是田业生活都有他的一份，又是苏州典当业的商会出席代表。他每日午后坐了包车在各处兜兜，先到桂芳阁，傍晚上灯时转到吴苑深处。长髯飘拂，俨然乡里中“头面人物”。所以抗战前夕七君子无辜被捕，在释放时他还挨上做史良同志的具保人。民国廿二年左右，苏州乡村农业歉收，地主们对佃农软硬兼施，田租收成还是极低。惟有潘经耜栈上的田租收得十分起色，几达九成以上。潘经耜不查原因，并为此扬扬得意，生活十分阔绰。对为自己收租的姜师爷大为信任，一切由他作主处理，不加顾问。如此数午，岁岁良好。地主们暗暗赞他，用人得当有伯乐之明。到抗战前夕，这位师爷忽然不别而行，四面打听杳无音信。潘经耜百思不解心中惑突，赶紧查核田租帐目，顿时大吃一惊，原来几年来田租收入丰厚并非事实，而是姜师爷平日在潘氏门下，亦想攀龙附凤，日与士绅酬酢，不惜罗掘，大肆挥霍，以示阔绰。但终于难以为继，日渐不支，初则移东补西，继而弄虚作假，只好折烂糊来个瞒天过海。每年下乡将潘家田产，通知佃农有力者廉价拨田(即是将田面产权卖给佃农)，以卖得之款谎称田租收入。他这种方法既博得东家欢心，自己又可从中渔利获得优厚的“中人”小费，真是一举二得，因此年年故技重演。卖到抗战前夕，田产已是所剩无几，再无回旋余地了，为此只能溜之大吉，一走了事。潘经耜查明情况，哑子吃黄连，暗暗叫苦不迭，然已回天乏术。心里想我天天白到桂芳阁，赛过活死人。到此无产可收，一筹莫展，眼看阔绰生活将成问题。所以他在日冠陷苏后，大汉奸陈则民组织伪自治会时，他甘心附逆，粉墨登场担任委员。以后虽然接到过好几封爱国志士的警告信，却仍然任了伪“大名会苏州支会”的伪职。

阊门下塘、河沿街、桃花坞一带的扇笺扇骨、车木、牙雕等行帮人员都在河沿街胜阳楼茶坊，以及中市一带的茶馆里作为茶会，汤家巷口的茂苑，所有顾绣帮都在这里吃茶。上下午都有茶会。谈生意，雇员工都在此处。茂苑虽然设在皋桥堍的汤家巷里，但设备比中市一带的茶馆要高一等，而且下午的书场营业也比别家兴旺。这是因为凡有响档名家来苏开书，在阊门内一带，总是先做它的场子。

苏州各书场每届年终，照例都有“会书”一叙。会书的说书先生天天换人。弹唱的都是折子书，以噱头为主。要说得听客哈哈大笑，使大家欢乐过年。可是说会书的响档名家不多，只是让二、三流角儿在年前多些收入欢度春节。可是说会书也不是容易的事。如果艺人书艺不熟，发现“口铳”、“漏洞”，或者是说死书，噱头平庸，听客就要来个“倒面汤”(喝倒彩的行家语)，有的说书先生中途被喊下台来，有的送客先生送不掉听客，进退两难下不了台。场东急煞，在台旁打躬作揖，口口声声帮帮忙，有时听客还是不理。说书先生吊在台上，急得满头大汗，十分尴尬。所以过去说会书是说书先生一年一度对自己艺术的检阅。既可由此一呜惊人，成为响档，也有弄得灰溜溜坍台出丑。会书的送客先生，非要请几位老手上台，才可平安无事。

 作者  朱宏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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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编辑:admin  编辑时间: 2005-5-22 15:29:20